摘自 台灣立報 2012/10/22
有機農民除在經濟上面臨農業轉軌的結構壓力,在政治上也缺乏中央政策的關注與投入。按理,台灣過去依靠傳統慣行農業「以農養工」才得以扶植總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應是社會全體的責任,不該由少數有機農民與消費者承擔整體環境教育的費用。面對綠色革命開啟現代化學農業帶來的污染問題,許多國家都採取對環境有益又符合WTO規定的「綠色補貼」(Green Box)措施。反觀我國在綠色補貼經費方面,預算卻多集中在老農津貼、休耕給付和災害補助,對於攸關農業轉型發展的「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性投資補貼」與「環境計畫下的支付」項目缺乏應有的投入與關注。
不只農委會提供有機農業轉型的資源偏低,地方農會對於推廣有機農業也消極。對農會而言,有機米的單位面積產量比良質米低2到3成,即使售價較高,但從市場面看,有機米只能供應較高收入族群,通路並不好打,且加工機器還得另立一套處理流程,故寧可將主力放在良質米推廣。
著名鄉村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著述《鄉土中國》中曾指出,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現代社會更甚,因為整個社會歷史都在維持這種傳統的秩序。所謂傳統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宛如代代相傳的生活指南,它規範著每個生活其中的人,不必知之,只要照辦。費孝通提出這個分析概念的社會背景,雖然與戰後經歷農業現代化過程的台灣農村社會不同,但台灣在推行農業綠色革命後,慣行農業在農村業已成為眾所公認之傳統農耕方式(慣行農業的現行英文稱法亦為「traditional agriculture」),並在經濟、生活、親族關係、政治組織等方面都發展出成熟的社會網絡與之相適應。是故,有機農民的行為,等於在挑戰農村社會習以為常的傳統,以及挑戰某種農耕的集體秩序,再加上農藥商長期洗腦,令慣行農民對有機農業產生既定印象,並強化對有機農民的負面看法,以及他們對有機農業的觀望遊移態度,以致有機農民不灑農藥、化肥的農耕方式,在農村屢招質疑,連自家務農長輩也不支持。
對應年邁傳統稻農的窮途末路,有機種植近來被產、官、學界甚至環團和農村社造工作者視為台灣傳統農業結構轉型的一種嘗試出路,期望藉此落實小農生產自主、社經地位穩定,又能兼顧生態和諧的實踐願望。然而,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勢必受到既存權力結構牽制,同理,在傳統慣行農業經營結構裡推動有機農業轉型,勢必也會受到傳統慣行農業結構問題的影響,唯有正視面對而非繞過既有農業結構問題,所謂的農業轉型才有機會露出曙光。